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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小民丨高三班主任:我親歷的高考提分班,全是坑
瀏覽:94 發布日期:2019-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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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我只能準假了。

我驚出一身冷汗,趕緊把沈玲媽媽的話回給了田主任。沒過兩天,田主任又來電話,說沈玲的家長竟玩起了失蹤,不接電話,并向我打聽沈玲報了哪所大學,什么專業,“大學開學時去學校找沈玲”。

編輯:唐糖

很快,膽子大的老師便“頂風作案”,雖提心吊膽,但收入確實可觀——在我們這個縣級市,補習政史地、理化生,一個小時200元錢;補數學、外語,可以達到一小時500塊。有的老師補課班干一個月,就能收入近5萬。反正教育局每年也只是象征性地去農村學校抓幾個倒霉的老師作典型,我們學校去補課的老師,還沒有誰被懲罰過。久而久之,老師們也都放松了警惕。

班里一下有8人去了提分班,引得其他學生都開始蠢蠢欲動。

《大國小民》第971期

田主任接著說,和他合作的那個人,說當初是我擔保的,所以當時沒有收沈玲的費用,如果沒有我擔保,當時不可能這么做。

我自責不已:如果當初自己更清醒一些,不和那些學生家長推薦這個提分班,結果會不會比現在好一些?如果當時就發現貓膩,堅決阻止學生和家長去,結果是不是會不一樣?

而他的解釋更令我震驚:“提分班的老師私下里告訴我們,如果誰對提分班能做正面宣傳,并能拉來學生,學費立減2000元。反正在學校壓力挺大,一個月的時間即使在學校成績也提高不了多少,當時就想還不如在那里能過得輕松些,這也是大多數在提分班的同學的共同想法……"

感覺事情重大,我當即態度嚴肅,告訴田主任:“我不能告訴你沈玲的信息,有些話不要亂說,大人的事不能牽扯孩子。說到底,也是你當初給家長的那些保證。”

墻上張貼的都是最近幾年通過在補習班學習考上名牌大學的學生照片。照片下面,有每位學生的“學習心得”,還有對師弟師妹們的祝福。我看了一下,照片上的學生,都是北京、天津等地的,雖然照片上有名有姓,但沒有聯系方式,難辨真假。

整個學校都籠罩在一種緊張有序的氛圍里。各種押題卷、高考真題卷,壓得人有些喘不過氣來。這些試題都有很強的針對性,是高考前最后的“臨門一腳”,也是我們學校每年的一個必經程序。

2018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剛上完課,便接到學校總務處田主任的電話:“我和別人合作辦了一個網上高考提分班,如果你班上有成績不理想、想提高成績的學生,可以介紹過來。”

說完,田主任悻悻離去。看著他走遠的背影,我甚至開始盤算,如果那個合伙人來學校,我該如何應對。唯一慶幸的是,自始至終我都沒有鼓動過學生去那個提分班,也沒從田主任那里拿過“介紹費”,就算事態擴大,我也是清白的。

“聽說X老師假期辦班補課有驚無險地掙了幾十萬呢……”

“田主任和別人合作,他負責招生,另一個人負責管理,掙得不比這多?”

別的同學也正襟危坐,一副刻苦努力的樣子,但我看得出來,那是刻意裝出來的,因為他們的目光都十分游離。

我給楊路和周周的家長去了電話,告訴他們,如果實在想給孩子補課,可以去田主任的提分班試試,最后,還反復強調:試聽不滿意馬上回班上課,現在真是“一寸光陰一寸金”。

“我不怕他(田主任),我把他的口頭承諾都錄音了,不信他們不承認,實在不行,我就去找教育局……”沈玲媽媽甩下一句話就掛了電話。

“其實,我們只是跟著視頻聽課。每次學習這么久,很容易累,效率不高。而且中間也可以隨時去廁所的。

萬萬沒想到,沈玲家長聽我這么一說,竟挺了挺腰板:“這個時候,只要能提高成績,別說7000元,就是7萬元,也值得!東北的就業環境和就業機會遠不如南方,我也希望孩子到經濟發達的南方去發展,如果成績再提高幾十分,就有把握了。這個錢,花!”

看著田主任的朋友圈,我啞然失笑,之后,毫不猶豫地屏蔽了他。

但對于那些高一、高二課程落下太多的學生,高三補課,也算搏一條出路。所以,當田主任找到我時,我還是“配合”了。一則,他是位挺有威望的領導,列出網校的內容和價格也算有“誠意”;二則,此前極力找我補課的楊路和周周,他倆學習基礎差,現在這個時間段,在學校估計也很難提高成績了,姑且換個環境試試,說不定能有所改變。

我及時召開了主題班會,主題就是“高考的最后一程,我們陪著你們”。班會上,我列舉了之前教過的那些考得好的學生,無一不是在最后關頭能忍得住寂寞、靜心備考。“真正的好學生,從來不把成績的提高寄托在什么補習班,而是自己找準方向和方法,埋頭苦戰,和所有的科任老師保持一致”。

“提高一分,干掉千人!”

我趁機給提分班那幾個學生的家長打電話,開門見山地告訴他們,現在應該回校進行訓練,并反復強調這些試題的重要性。

原來,一開始沈玲的媽媽留了個心眼,要求把“成績不提高可以返學費”這個承諾做成書面協議。田主任推脫說,協議統一簽,而且還補充,“如果不提高,你交費,我都不能收”。

提分班的作息時間和我校的作息時間大體一致,不同的是,提分班上的是“大課”,一節課兩個小時。一個上午學生只有2次休息時間。這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以為這里抓得比學校還要緊。

我內心惡心至極,拒絕了紅包,但還得在表面上敷衍他:“以后有機會我肯定還會支持你,紅包就免了,否則,以后咱們沒得處了。”

我想,對于某些基礎差的學生,高三補課或許是一條路,但這條路也并不那么好走,如果把握不好自己,選不對輔導老師或機構,很可能只是花錢買個“坑”,浪費了大好時光。

我只好先暫緩勸說工作了。

聽完這些情況,我心里五味雜陳,當即以讓學生簽署《高考承諾書》為由,自己趕去了提分班。

這時,有人小聲說:“那田主任這算不算亂辦班、亂補課?”

“老師只負責管理,不負責教學。有問題向工作人員反映,他們答應請專業老師解答,但幾天都得不到答案。”

聽孩子這么說,沈玲媽媽趕緊作罷,隨后就給我打電話讓我當“擔保人”。

而田主任也在朋友圈里發了廣告:“走進名師課堂,享受優質資源,每科九大班型,快速提分,決勝高考。心動不如行動……”

有了田主任的口頭承諾,沈玲家長只好又等了兩天,沒有接到田主任的電話,沈玲家長便再次來到提分班,要求簽書面協議。沒想到,沈玲趕緊把她媽媽拉到教室外:“給我留點面子吧,別人都沒要求簽,只有咱們要求簽,這不是明擺著差錢嗎?還有對培訓班的懷疑……如果你差錢,我就不學了,湊合著考一個北方的學校得了……”

幾個月前,一個遠房親戚來找我,他的孩子今年就讀高三,成績一直在二本線上下徘徊,受“高考提分班”的宣傳誘惑,也想離開校園去上網課。聽我講完去年的這件事兒,孩子直接打消了這個念頭。

我只好叮囑她們,把握好時間,把握好自己,“一旦發現不對,要趕緊回學校”。

我又問了劉倩怡,回答大致一樣。

提分班設在一處不臨街居民樓的底樓,門前沒有掛牌匾。

其實前些年,教育局三令五申不許在職教師辦班補課,說如有違反,城里的老師要分流到農村,幾年之內不得回城。剛開始,這條規定還真嚇住了很多人,可是漸漸地,大家就發現教育局也是雷聲大、雨點小。

他們說得有道理。因為做班主任收入高,申請的老師很多,我們學校為了保證公平,出臺了一系列獎懲制度,其中就包括“班主任末位淘汰制”。我們做班主任的,每個月都要進行所謂的“量化考核”,但扣分情況并不透明。而田主任與校長關系不錯,手握我們的生殺大權——當然,他這些年也算公允,所以,安排也能服眾。

聽到孩子體驗這么好,幾位家長當即決定花錢讓孩子去提分班,我也沒有不準假的理由了。

回想剛剛過去的一年,我的內心總有一絲遺憾。對“高考提分班”,我也一直保持著關注。

事情的轉機在一周之后。

那一刻,我感覺我所有的語言都蒼白無力,雖然不甘心,但我知道現在讓這幾個學生回校已經不太可能。我感覺自己眼淚都要流出來了,深吸一口氣,才用底氣不足的聲音叮囑家長們,要看住孩子,把握好最后這段時間。

其實,我也理解這些家長。我表哥的孩子就正在一家機構的“高三魔鬼訓練營”里學習,這家機構揚言:“只要經過100天訓練,有的學生在高考中能提高200多分。”此前一心撲在自家買賣上的表哥,覺得自己虧欠了孩子,決定在這節骨眼上幫孩子一把,把孩子從專科線上拽到本科線上來。孩子剛上高三,表哥就讓表嫂從生意場退出,做起了全職媽媽,眼見孩子成績沒有提高,他便把錢砸向了培訓班——100天6萬。

田主任的提分班招生宣傳后來一直沒有停過,今年更是擴大了宣傳力度,把我們學校去年考得不錯的學生照片張貼在了教室最醒目的位置,同樣,少不了那些學生的心得:“選擇XX教育,是你無悔的選擇!”

我看向工作人員,她只顧和我說話,對那些沒認真學習的學生視而不見。

我心頭一緊,從他口中,才對那個提分班有了更多的了解:

晚上下班,我挨個給剩下7個還沒回學校的學生的父母打電話,將下午看到的情形告知給他們,請他們盡快安排孩子回學校上課。不打算回來的,起碼要親自去提分班監督一下孩子。

聽到這,我打斷他的話:“主任,當初是你主動給我打電話,我是信任你才把學生介紹到提分班的。我只是起到一個橋梁的作用,這中間不摻雜任何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你們有過承諾,家長也錄音了。所以,我不會見你的那個合伙人,我不認識她。家長的聯系方式你們都有,有本事,你們就去和家長理論,況且,如果她來了,把事情鬧大,對誰都不好,尤其是田主任你……”

作者:中子

“提分班學生多,老師對學生也不熟悉,管得并不是很規范。只要不擾亂別人,老師是不會過問你的學習狀況的。為培養和大家的感情,老師還會經常給大家買點小吃。

見我如此,田主任極不自然地收回了紅包,訕笑著說:“哥們,那我改天請你吃飯,一定給面子啊……”

我已完全顧不上家里的事,腦海里除了“高考”,還是“高考”。同學們的備考也進入了白熱化,教室里通常除了寫字聲就是呼吸聲。有一個男生,每當困意來襲,就使勁兒掐自己的大腿,腿上的淤青久久不消。

2

作為高三畢業班的班主任,教學和班級管理已經讓我體力透支,對于補課,我更是一直持保留態度。我校的升學率在全省名列前茅,大部分老師都認真負責,只要學生按老師要求認真學,一般都沒有大問題。

誰知,過了兩天,就又有幾個家長給我打電話請假,也說要自己的孩子去提分班。我有點好奇,明明自己只告訴了兩個家長——后來一問才知,我們班的學生自己建了一個微信群,楊路和周周去了之后,就在群里說,“高考提分班真是名不虛傳,通俗易懂,緊扣高考考點,想提高成績的童鞋抓緊時間報名啊……”于是便又有幾個同學心動了,包括成績能穩穩走個二本的劉倩怡和沈玲——沈玲的實力甚至是可以沖擊一本的。

我不禁對田主任最初向我說的話產生了懷疑——如果正規辦學,看看資料又何妨?所謂“管理嚴格”,就是在一間教室里,每個學生配一臺電腦,學多少,怎么學,全靠學生自己?

所以這幾位家長的心態,我也猜到了,孩子們給他們反映的“體驗”,一定是此時急于減壓的他們最愿意聽到的,所以他們就再聽不進去其他的聲音了。

我心里還是惦記著去提分班那8個孩子,晚上9點半放學之后,便給他們的家長一一打電話詢問學習情況,得到的答復都是,“很好,老師管理有方,學習氛圍濃”。

田主任在電話那邊沉默了。礙于面子,我答應問問沈玲家長。

就在前幾天,我班上的楊路和周周的家長還給我打電話,問我周末能否抽時間給他們的孩子補補課,把基礎知識再強化一下。也是,“臨陣磨槍,不快也光”——作為省級重點學校,學生要補課,家長自然第一時間會想到本校老師。而私設補習班、或在補習機構任職的在職老師,自然也不在少數。

就在我和這名工作人員說話的間隙,我親眼看到一名學生找個借口取回了手機,工作人員并沒有阻攔。我還注意到,另一張書桌里,也塞滿了各種小吃。

沈玲的反饋是:提分班可以自由安排時間,哪一科自己想學多長時間就學多長時間,不像學校,要按照學校課表安排上課。她感覺在那里更能體現出學習的自主性。

3

“田主任的提分班第一年招生,人數還不少,汽車新聞40多個了。”

不一會兒,田主任就給我打來電話,求證沈玲是否是我班學生。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田主任便掛了電話,我也沒再多追問。

本文系“大國小民”欄目出品。聯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我知道,一年一度的“補課季”又到了。

我想起此前有位老師跟我說,在路上碰見這兩位學生穿著情侶裝不緊不慢地走,女生把頭靠在了男生肩上,而男生一邊摟著女生的腰,一邊打電話:“起來晚了,晚到一會兒……”

題圖:《銀河補習班》劇照

我注意到,我班上那對談戀愛的學生正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手拉著手、頭挨著頭在看同一臺電腦。看到我來了,兩個人驚了一下,身體這才下意識地分開。男生立刻換了座位,女生一臉驚慌失措的樣子。

“你的孩子你做主。”看他們這么決絕,我也怕由于自己的武斷影響孩子的成績,權且答應了下來——說不定我就是眼紅了,心里想著,真去聽了,就知道還是學校好了。

“試聽不滿意,趕緊回來上課,千萬耽誤不得。”

她還介紹說,提分班都是以網課為主,遇到學生聽不懂的知識點,他們會集中反映,然后找專業人士進行解答。“為了保證學生的學習,每天早晨學生上課前,工作人員都要把手機收上來。”說著,她指了指最前方的書桌,那里放滿了手機。

6月8日下午,高考筆試部分考試結束,一切塵埃落定。

一圈電話打完,已是11點了。

沒想到,家長們的口徑卻高度一致:“那里有老師監管,應該沒事。再說,孩子也不讓去,說是影響他們的學習……”

即便如此,我還是有些心神不定。

我心下矛盾:自主是好,但這個年紀的孩子真能做到自主性學習嗎?如果時間分配把握不好,那就成了散漫——這是“高考沖刺”的大忌;可自己又有些遲疑,如果這種“個性化”的學習方法恰好又適合這幾個孩子呢?

“還好,介紹去的都是連三本都考不上的‘學困生’,如果通過網課能提高成績最好,如果不能提高成績,也能做到心中無憾。”

這個學生還告訴我,我們班有兩個成績不太好的同學,已經在提分班上談起了戀愛,“每天,他們都會給對方買很多零食,趁老師不注意往對方嘴里塞吃的。甚至有幾次,兩個人同時找借口請假出去玩,老師直接就給了假”。

我極力反對這幾個家長的做法:成績差的同學可以現在去賭一把,死馬當活馬醫;可成績不錯的學生,這時最好能穩定情緒,按部就班地學習,不要再去適應新的環境。再說,補課只是權宜之計,不是“高考沖刺”的主流,對大部分孩子來說,還是在學校學習最合適。

沈玲的家長給我打來電話,說田主任找了我們學校的陳老師。陳老師是沈玲媽媽的初中同學,沈玲來我們學校后,陳老師沒少關照孩子,沈玲媽媽一直過意不去。陳老師和田主任關系不錯,從中說了不少好話,讓沈玲媽媽看在老同學的份上,把田主任合伙人的那部分錢給了就行。沈玲媽媽思前想后,最后給了2000元錢,算是了結了這件事。

“天王蓋地虎,都是985;寶塔鎮河妖,要考211”

我告訴楊路和周周的家長,還剩一個多月就要高考,現在已經沒有必要補課了,學生應該靜下心來回歸教材,有什么不懂的知識,在學校可以隨時問我。可家長們卻怎么也聽不進去我的話,堅持不懈地發信息給我,好像補課是他們孩子最后的救命稻草。

我拒絕了:“是你們自己非要去的,我不可能擔這個風險。將來高考之后學生畢業了,我到哪里找你們要錢?”

接完電話,我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我更不解了:“當時您只是確認沈玲是我班的學生,怎么我就成了沈玲的擔保人?”

6

后記

兩周后,田主任突然找到我,給我塞了一個大紅包:“這是你應得的,當初沒告訴你是怕你有負擔,不敢給我介紹學生。現在事情結束了,給你的這份也該兌現了,你一定要收下,以后,咱們還是好哥們……”

此前,學校有位老師開辦網校,為了營造聲勢,每年高考后都要千方百計找到我們當班主任的老師,索要尖子生的聯系方式。有的班主任老師礙于情面就給了,然后,他便以優厚的報酬把這些高分學生的信息用以宣傳——這個提分班,估計也是一樣。

工作人員跟我說,這個提分班的總部在北京,已經辦了10年有余,目前已經在全國各地辦了20多家分部,每個分部都有一名總部派來的人進行專業指導、管理。為避免競爭,一個地區只開一家分部,負責本地區管理的是張女士。

我以不準假作為托辭,阻攔家長們私下帶著孩子去提分班。誰知,這幾個家長認為,我不讓他們孩子去補課,是對他們孩子的不負責任,是我作為班主任偏心,言語間里竟帶有一絲別的意味。

我知道,高三這一年,家長們大多都被孩子的成績搞魔怔了,大大小小8次考試,每次考試,他們的心都像坐過山車般忽上忽下。每次考試結束,詢問孩子成績的電話我都接不過來。曾經有一次,一個家長得知自己孩子考試成績上升了,竟在電話里掩飾不住喜極而泣——這哪里是考學生,分明是在考家長。學生還沒怎么樣,家長首先就先扛不住壓力了。

劉倩怡和沈玲的家長,更是直接提著水果來學校找我,希望我能給他們孩子準假。我耐著性子解釋,他們都不聽,想著他們都是普通工薪族,家境并不寬裕,我只得使出高額補課費這個“殺手锏”。

一進屋,是個小廳,滿眼盡是紅底白字的標語:

我倒不關心田主任的收入,兩位老師后面的對話,才讓我直冒汗。一想到自己有幾個成績不錯的學生都去了提分班,在那樣“學困生”聚集的氛圍里,真不知會學成什么樣,如果成績不升反降,那可怎么辦?

聽我語氣堅定,而且抓住了他們的把柄,田主任趕緊換了一副口吻:“放心,我不會讓她來找你的,實在不行,我寧愿自己掏腰包……”

又過了幾天,我在路上偶遇沈玲,她說自己已經被一所極普通的二本院校錄取。我替她可惜,她卻一直強調是自己高考發揮失常,否則,不會是這個成績。

時至5月,高考一天天迫近,不僅學生和家長緊張,老師也是如此。

她這樣說,我雖氣憤,可又無可奈何,不方便和學生單獨細聊,讓學生在承諾書上簽完字,我就告辭了。

包括劉倩怡和沈玲在內的6個學生去提分班后,都表示相當滿意。我完全沒料想到會是這樣,當晚就去找沈玲家長了解情況。

我有些驚訝,因為兩個月前,正是他的“好評”,才讓班里其他人動了心思。

聽我介紹完,這兩個家長都表示要試一試。試聽了一天回來,兩個孩子均表示很滿意,說在那里學習效率極高。家長們又打來電話說,這一個月時間孩子就不回學校了,有什么事電話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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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她便離開了,看著她的背影,想想這幾個月來發生的事情,我仿佛看了一場鬧劇:高考面前,孩子的前途勝過一切;利益面前,承諾幾乎全是謊言。

當我向這名工作人員提出要看看“北京總部”的一些資料時,她警覺地看了看我:“張女士出發前都鎖起來了,我沒有鑰匙。”

過了兩天,沈玲家長給我打電話,說最近手頭有點緊,想晚些給田主任交費,問我是否可以做孩子的“擔保人”。

看我啞口無言,兩位家長更是乘勝追擊:“如果老師你不方便給假,我們可以去找教導主任,就說孩子得了額竇炎,為了不影響高考,需要回家休息。”

這時的我,心里有自責、有焦急,還有一絲僥幸——只希望那幾個孩子即便沒在學校,也能知道高考的重要性,能夠自律,不被周圍環境所打擾。

無巧不成書。那天晚上,幾個朋友在一吃飯,我才得知那次我在提分班遇到的那名工作人員,正是其中一位朋友的親戚。“我那個親戚說,那個提分班,就是張女士通過人脈,把某個網站的網課直接弄過來的……”

1

很快,高考成績出來了。

……

這個“魔鬼訓練營”還不算是天價,鄰班一個學生家長把孩子送到省城一家“高考沖刺班”,一個月就花了10多萬。2017年,我的一位學生在整個高三下學期基本就沒來過學校,被家長送到省城“1對1”補課,幾個月下來,“燒”了30來萬,最后也提高了30分——1分1萬——好歹從三本線徘徊的成績考進了二本院校。

電話接通,沈玲媽媽義憤填膺:“老師,我正要給你打電話!當時提分班保證,說肯定會讓學生在原有的基礎上提高三四十分,如果沒達到這個目標,不收錢——沈玲現在這成績這怎么解釋?”

田主任直接掛了我的電話。

見我出現后左盯右看,那里唯一的一名工作人員神色緊張,大概以為我是職能部門的人員來暗訪。直到看到有聽課的學生和我打招呼,她才松了一口氣。隨后,聽說我有7名學生在這里學習,她對我馬上熱情了起來。

我的同事們也備戰狀態十足,辦公室的老師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卷起袖子加油干!”仿佛要把自己教學生涯的全部經驗都傳授給學生。

而沈玲的費用問題就一直拖延著,到了新學期開學都沒有解決。

我再想爭辯些什么,他們通通以忙為借口掛了電話。

在學校時,我們經常組織學生進行“疏散演練”,學生都有起碼的逃生常識。我特意看了一下這里的消防措施,卻發現偌大的教室連一個消防栓都沒有。對此,工作人員滿不在乎:“反正在一樓,能有啥事?到時把門一開,啥都來得及。”

7

我環顧了一下四周,差不多130平米的地方,一共4間教室,每間教室大小不一,每張桌子都配有一臺電腦。最大的一間教室,應該可容納30多個學生。

“7000元,保準學生比平時測驗最高分提高40分以上。網課教師都是國內一流老師,資料齊全,正規辦學,管理嚴格。學生可以試聽一天,不滿意就不學,如果學了成績不提高,免費。第一年辦班,不圖掙錢,就想做個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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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還沒等我緩過神,田主任的電話就打了過來:“咱班沈玲參加提分班的費用還沒交,你能不能和家長說一聲?我們這邊要結賬了……”

4

一周之后,我們班里一個成績徘徊在二本線邊緣的學生回來了,說:“聽網課,老師監管不嚴,我自己自控能力差,效果還是沒有想象中好。”

表哥的孩子分數還算理想,走了個二本,一家人算是很滿足了。

從居民樓出來后,我心情很低落,對自己當初給學生的推薦,充滿了自責。

但談及提分班,沈玲欲言又止,最后只說了一句話:“老師,您如果再教高三,無論如何都要阻止學生去提分班。在學校備考,才是最好的選擇。”

我只能盡所能督促那8個學生,和他們家長保持密切聯系。

我一下就懵了:你開提分班,難道我還負責收費?

我一時怔住了。

“算不算‘亂’,不是咱們說的,而是領導說的。田主任掙的錢能自己一個人花嗎?萬一犯事,校長會出面袒護,最多給一個警告處分,取消年末評優資格。和辦班的高額收入相比,誰還在乎能否評優?”

9月的一天,田主任在學校碰到我,把我拉到一旁:“我那個合伙人要來學校找你,我怎么勸都勸不住。我說我那份錢不要了,可是,她的那份必須要……”

沒想到,這些家長竟神秘地告訴我,提分班也給學生準備了押題卷,“據說這些試題都是通過關系從衡水中學弄來的,不能外傳,必須在提分班完成”。做完后,“老師還要直接收上來,以防學生不小心‘泄題’”。有的家長還好心地問我:“用不用讓孩子把題偷偷用手機拍下來,然后傳給你?”

隔天早餐時間,我遇見本校另外幾位高三的班主任老師,便問他們的班里是否也有學生去了提分班,幾位老師面露難色:“田主任親自打電話,誰能不給面子……”

我一邊往回走,一邊大聲回答:“好的,一定一定。”

讓我欣慰的是,班里3名成績在全年級名列前茅的尖子生,始終和我站在一條線上。他們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班級的穩定。班會讓學生們長草的情緒得到了緩解,班里的學習氛圍再度濃厚起來,我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

而我班那7個去提分班的學生,沒有一個是提高了分數的:劉倩怡平時模擬成績都超出二本分數線30分左右,高考成績卻只超過二本分數線5分,這個分數,想走二本學校都很難;而沈玲平時考試都是超出二本分數線50分左右,高考卻只超出20分,想報考她理想的那所師范大學基本沒戲;談戀愛的那兩個學生成績更是慘不忍睹,想走好一點的專科都沒有可能。

其實,事后我也和另幾個去提分班的學生的家長聯系過,那幾個家長對孩子的高考成績也都不滿意,但對于要回學費,卻只能作罷——畢竟,當初是他們自己執意要去的。

帶隊從考場回來的路上,我碰見最先去提分班的楊路,問他考得如何,參加提分班有沒有效果,楊路告訴我:“效果或多或少還是有的,但是,如果高三重新來過,我不會去參加提分班。”

我告訴后面想去補課的孩子家長:“不管怎樣,還是學校老師更了解孩子,講的知識更有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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